曾国藩不惑之年官居二品，月月见底，手头拮据，欠了一屁股外债，就是想回老家看看老母亲，也是因为手头较紧而未成行。
当时，曾国藩已欠近千两外债。清朝二品官岁俸银155两，禄米77石5斗。他6年的岁俸才930两，就是一分钱不花，也要等6年之久才能偿还背负的沉重债务。可以说，曾国藩的不惑之年是在生活窘迫境中度过的。他42岁时母亲去世了，回家吊丧时口袋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，置办丧事还要求别人帮忙，已到了 炸锅卖铁、举步维艰的地步。
回家奔丧途中，曾国藩在九江收到江西省城点金（份子钱）一千两，他拿出三百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，剩下七百两，以两百于两在省城还账，带四百余辆至家办丧事，当时他的脑子里就只剩下两个字：还债。
清代奉行低薪养官的原则，文官的正俸标准不高，但是以曾国藩但是的官场位置和家庭经济状况，完全可以向老前辈和珅学两招，从别人身上刮几个活钱话，但曾国藩认为：“乱世之名，以少去之贵。”他一身勤俭自持，为官几十年，平时的饮食起居一直遵守着寒素的家风。每日吃饭以一荤为主，有客略增之，被人称为“一品”宰相。他要花钱，又没钱，想有钱，又不贪，就只有两条路可走：一是节俭，二是举债。
曾国藩月月花光俸薪、家里债台高筑一个最关键的原因，是他的薪情差、不想贪、反哺家、应酬多。不惑之年的他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中间还有四个弟弟。作为儿子，他是孝顺的，每年都要从京城给家里寄去很多家庭用品。作为兄长，他对几个弟弟关怀备至，不但在学习上帮忙和指导，而且大多数生活费和学费也是出自他手。另外官场的应酬，家族的婚丧嫁娶，父母的生日酒宴，都是曾家财政开支的最大压力，所以这些又是他乐于办的事，手头紧的时候向外头借些银子，也是情理之中。曾国藩也是债权人，外人也欠他的钱，如果收回来可以抵上负债。但他没钱，没有人比他更穷，不是不想收，是不忍心收。他把还债的希望寄托在外人的奠金上，如果没有什么外来钱，只得等他节衣缩食积攒够后再还了。
不过咸丰二年以后，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很少再提到借钱了，因为曾国荃等几个弟弟都已长大长大成人，事业有成，家里的光景日益看好，他不需要再为钱的是发愁了！
曾国藩——天可补，海可填，南山可移，日月既往，不可复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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